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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的那些事儿(1096-11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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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096]

但是激动归激动,毕竟人刚死不久,孤儿寡母在眼前,闹起来也不好看,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,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,有帐慢慢算,咱们走着瞧。

只过了一天,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。

第二天,另一条遗旨颁布: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,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。

原来如此!

瞧不起太监,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,高拱终于发现,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,局势十分不利。

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,在短暂惊慌之后,高拱恢复了镇定,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、程文,整夜商议之后,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。

这一天是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八日,高拱相信,胜券已经在握。

唯一的漏洞

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日,第一波攻击开始。

这一天,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,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,作者是高拱,他立即打开阅览,却被惊得目瞪口呆。

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:太监不过是下人,却一直参与政治,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,特向皇帝陛下建议,收回司礼监的权力,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。

冯保懵了,却并非因为恐惧,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,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!

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,冯保早有心理准备,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,动手是迟早的事情,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,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

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,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,随着皇帝越来越懒,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,皇帝往往看也不看,就丢给内阁,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,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,事情就算结了。

这就奇怪了,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,不管事,文件都是我盖章,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,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,打自己耳光不成?

冯保把脑袋想破,也没明白怎么回事,但这个事总得解决,于是他扣住了奏疏,没有转交内阁,而是自己代替皇帝,在上面批了六个字,然后批红盖章,还给了高拱。

这六个字是:“知道了,遵祖制”。

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,什么祖制,怎么遵守?

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,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[1097]

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,却只是冷笑了一声,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:十岁太子,如何治天下?

高仪摇了摇头,张居正笑了。

冯保,你尽管闹吧,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。

高拱没有就此罢手,而是再次送上奏疏,并特地说明,皇帝公务繁忙,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,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,内阁有人管。

谁管?不就是高拱嘛。

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,翻译过来就是:冯保同志,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,签了我的奏疏,这次就不劳烦你了,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,当然,也就是交给我,我自己来签。

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,冯保就头大,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,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,那就给了你吧!

一念之差,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。

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。

高拱就是高拱,比冯保有文化得多,轮到他当皇上,大笔一挥唰唰唰,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,其大体意思是:

“我看了你的奏疏,对时政非常有用,显示了你的忠诚,就按你说的办吧!”

高拱表扬高拱,也算有性格。

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,看了高拱的批复,他哭笑不得: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?但无奈之下,他还是盖了章。

不就要个名分吗,你还能翻天不成?给你就是了。

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,高拱得意地笑了,冯保,你还太嫩。

这一天是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二日,计划圆满完成,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。

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三日,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。

一大早,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,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,应予惩办,主要罪恶摘录如下:

身为太监,竟然曾向先帝(隆庆皇帝)进送邪燥之药(春药),导致先帝因此而死。此外他还假传圣旨,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,总之一句话,奸恶之徒,罪不可赦!

照程文兄的说法,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,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,这是把人往死里整。

同日,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,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,弹劾冯保窃权矫诏,应予逮捕审问。

[1098]

这还是明的,要知道,程文、陆树德、雒遒都是都给事中,也就是所谓科长,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,科长出马,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,四处串联,拉关系闹事,京城里人声鼎沸,杀气冲天,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。

冯保崩溃了,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,但他已然束手无策,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,找皇帝说理也没戏,冯太监彻底绝望了。

事情十分顺利,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,天下将尽在我手!

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四日 最后的准备

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——张居正、高仪。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,但毕竟是内阁同僚,要想彻底解决冯保,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。

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,无论高拱说什么,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,也不讲话,于是寒暄几句之后,高拱便离开了。

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,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,并尊为上宾,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,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,当然,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:

“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,你怎么样?”

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:

“自当听从差遣!”

为表示决心,他还加上了一句:

“除掉冯保,易如反掌!”

高拱满意地走了,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。

张居正也很忙,他要忙着去找冯保。

至此,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,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,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,满朝都是高拱的人,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,唯一的盟友张居正,也不过是个次辅,无济于事。

冯保急了,张居正却丝毫不乱,他镇定地告诉冯保: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。

“谁?”

“皇帝”。

冯保恍然大悟,这段时间忙里忙外,圣旨都是自己写的,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,虽说他才十岁,但毕竟是皇帝,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,那就没问题了。

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,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?

面对着冯保的疑问,张居正陷入了沉思,很快,他就想起了一件事:

“除掉高拱,只需要一句话而已。”

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:

“不过,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。”

[1099]

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五日  

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,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: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,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。

既然是阴谋,既然是图谋不轨,那自然要听听的,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,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。

当然了,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,且证据确凿,具体说来是一句话:

“十岁孩童,如何做天子!”

从“十岁太子,如何治天下”到“十岁孩童,如何做天子”,只改了几个字,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,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,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

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,耍两面派,狡诈阴险到了极点,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——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,不是皇帝,而是皇帝他妈。

皇帝他妈,就是李贵妃,通俗叫法是李寡妇。

用这个称呼,绝无不敬之意,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,而且是非多。

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,曾几次谈到张居正,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,总有这样一个问题:据说李太后(即李贵妃)和张居正有一腿,不知是否属实。

遇到这种情况,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:不知道。

我确实不知道,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,史书也不会写,至于野史,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,这种事情,乱讲小心被雷劈死。

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,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。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,只是一个宫女出身,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,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,而且工于心计,城府很深,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。

所以在当时,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,而是这位李寡妇。

于是李寡妇愤怒了,皇帝刚刚去世,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,欺负我们孤儿寡母!

为了把戏做全,做大,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,还和冯保唱了双簧,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,另立藩王,讲得有鼻子有眼。

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,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,直到后来高拱死了,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,可见受毒害之深厚。

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,高拱那个干瘦老头,一看就不是好人,张居正自然不同了,不但有才能,而且长得帅,不信他还信谁?

就这么定了!

[1100]

隆庆六年(1572)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

高拱十分兴奋,因为一大早,宫里就传来了消息,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,在他看来,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,皇帝要表态了。

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,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,一反常态,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,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。

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,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,什么病不知道,反正是不能走路。

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,却未必不聪明。

张居正就更搞笑了,他的回答很干脆:

“我前几天中暑,就不去了。”

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,不说中风瘫痪,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,中暑又死不了人,大不了抬你去嘛。

于是高拱再三催促,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,以鼓励张居正:

“今天进宫理论,如果触怒皇上,我就辞职不干了,你来当首辅!”

张居正连忙摆手,大声说道:

“哪里,哪里,不要开这样的玩笑!”

首辅嘛,我是要当的,不过,无须你让。

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,张居正还是上路了,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,要慢点走,高大人你先去,我随后就到。

这么看来,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——至少不愿看人倒霉。

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,却意外地发现,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,于是他跪了下去,准备接受喜报:

“先帝宾天(即挂)之日,曾召集内阁辅臣,说太子年幼,要你们辅政,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,藐视皇帝,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

骂完了,下面说处理结果:

“高拱回籍闲住,不许停留!”

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,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: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,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?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,从精神,到肉体。

据史料记载,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,汗如雨下,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。

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,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,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,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,所谓雪中送炭,高拱

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,却看见了张居正。

[1101]

张居正没有食言,他还是来了,时间刚刚好,圣旨念完,人还没走。看起来,他刚知道这个消息,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。

刚看到张居正时,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,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,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,活像死了亲爹?

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,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,把高学士扶了出去。

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,他聪明绝顶,历经三朝,审时度势,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,熬过了严嵩、赶走了赵贞吉、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,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,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,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。

啥也别说了,这就是命。

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,他必须马上就走。因为圣旨的命令是“不许停留”,说滚就滚,没有二话。

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,一般官员被罢职,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,凭着证件,可以免费领取马匹,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(驿站),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。

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,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,催促他赶紧滚蛋,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,将就着出了城,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,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,真是有够狠。

离开了京城,刚刚喘口气,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,与当兵的不同,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——驿站使用通行证。

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,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:张大学士派我来的。

张居正实在很体贴,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,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,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,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,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。

何谓善人?

做好事要不留名,做坏事要擦屁股,这就叫善人。

第一个独裁者

高拱愤怒了,他不是白痴,略加思考,就明白自己上当了,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,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,然而为时已晚。

赶我走的是你,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,既上香又拆庙,你装什么孙子?

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——不收。

[1102]

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,在此后的岁月中,他埋头于学术研究,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,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,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——荆人(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)。

人走了,事情也该完了,这是高拱的想法。

然而事实证明,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,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。

此时,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,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,只出了几个点子,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,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。

自嘉靖二十七年起,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,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,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,大家都赤膊上阵,近身肉搏,徐阶等死了陆炳,除掉了严世藩,把持了朝政,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,家破人亡,之后高调上台,风光无限。

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,他等到了最后,也熬到了最后,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,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。

严嵩输给了徐阶,不是正义战胜邪恶,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,徐阶输给了高拱,不是高拱更正直,而是因为他更精明,现在,我除掉了高拱。所以事实证明,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,最杰出的天才。

再见了,我曾经的朋友,再见了,我曾经的同僚,你的雄心壮志,将由我去实现。

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,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,我也不想坑你,但是很可惜,那个位置实在太挤。

大臣是我的棋子,皇帝是我的傀儡,天下在我的手中,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。

好吧,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,现在是时候了。

一般说来,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,也就算够本了。

高拱走了,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,但凡有什么事情,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,批完后,去找死党冯保批红、盖章。他想怎么办,就怎么办。

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,这位仁兄刚十岁,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,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,孤儿寡母全指望他,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,一句话,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,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。

而现在,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。

[1103]

纵观中国历史,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,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,可谓是登峰造极了,要换个人,作威作福,前呼后拥,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,顺便搞点政绩,身前享大福,身后出小名,这就算齐了。

然而事实告诉我们,张居正不是小名人,是大名人,大得没边,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,只要不是文盲村,基本都听过这人。

之所以有如此成就,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——改革。

什么叫改革?通俗的解释就是,一台机器运行不畅,你琢磨琢磨,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,东敲一把,西碰一下,把这玩意整好了,这就叫改革。

看起来不错,但要真干,那就麻烦了,因为历史证明,但凡干这个的,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,其结局不外乎两种:一种是改了之后,被人给革了,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,辛辛苦苦几十年,什么不怕天变,不怕人怨,最后还是狼狈下台,草草收场。

另一种则更为严重,是改了之后,被人革命了,代表人物是王莽,这位仁兄励精图治,想干点事情,可惜过于理想主义,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,命都给革没了。

由此可见,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,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两个字——利益。你要明白,旧机器虽然破,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,你上去乱敲一气,敲掉哪个部件,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,性格好的,找你要饭吃,性格差的,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。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。

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,那就大了去了,您随便动一下,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,要闹起来,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。

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,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

然而张居正动了,明知有压力,明知有危险,还是动了。

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,饿死的饥民,无耻的官员,因为他知道,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能靠神仙皇帝。因为他相信,穷人也是人,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

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,官场沉浮之后,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——理想。

[1104]

在我小时候,一说起张居正,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,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,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,是天字第一号苦人,清正廉明,努力干活,还特不讨好,整天被奸人整,搞了一个改革,还没成功,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

一直十几年后,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,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,也不廉明,拉帮结派打击异己,那都是家常便饭,要说奸人,那就是个笑话,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,你说谁最奸。

更滑稽的是,不管我左看右看,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,要干的活都干了,要办的事都办了,怎么能算失败?

所以我下面要讲的,是一个既不悲惨,也不阴郁的故事,一个成功的故事。

在张居正之前,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,当然,大家都知道,他失败了。

为什么会失败呢?

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,我就不凑热闹了,简单说来一句话:

王安石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,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所有存在的东西,必有其合理性,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,他痛恨旧制度,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,但他不知道的是,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,或许不合理,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,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,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,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,僵化也好,繁琐也罢,但是,能用。

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,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,热火朝天,搞到最后却不能用,所以,白搭。

而张居正就不同了,他很实在。

要知道,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,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,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,解放全中国,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,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,就要人有人,要钱有钱。

相比而言,嘉靖就懒得出奇了,反正全国统一,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,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。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,从小翰林到大学士,他吃过苦头,见过世面,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,壮志凌云,那是绝对谈不上了。

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,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——让自己活,也让别人活,具体说来,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,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,我去改革,大家少贪点,各吃各的饭,互不干扰。

改而不革,是为改革。

[1105]

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,他刚接任首辅,大权在握不久,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——高仪死了。

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,自从高拱被赶走后,便开始寝食不安,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,连他一锅端了,日复一日,心理压力越来越大,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,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。

对高仪的死,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,因为从根子上说,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,却比高拱还要独裁,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,管你老实不老实,死了拉倒。

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,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“四同”的结局——同舟共济——同床异梦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归于尽。

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,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,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,上有皇帝他妈支持,下有无数大臣捧场,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,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,皇帝可以完全无视,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比真皇帝还皇帝,一呼百应,真正实现了团结。

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,敢出声就灭了他,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,这就叫实现团结。

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,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“张居正改革”。

说起改革,总有一大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义等等等等,当年本人深受其害,本着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的精神,就不罗嗦了,简单说来,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。

第一件事,叫做一条鞭法。这个名字很不起眼,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,用今天的话说,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。

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,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,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

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,看了头晕也别见怪,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,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,下面说实在的,保证大家都能看懂:

自古以来,国家收税,老百姓交税,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,出生入死打江山,多少得有个盼头。

[1106]

怎么收税,各朝各代都不同,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,主要分为三块:

一是田税,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,你种了皇帝的地,自然要交钱。

二是人头税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(都是他的资源),有几个人交几份钱,这是义务。

三是徭役,说穿了就是苦力税,所谓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遇到修工程,搞接待的时候,国家不但要你出钱,有时还要你出力。两手一起抓,一个都不能少。

有人可能会说,要是我那里都是山,没田怎么办呢?或者说我有田,但不种粮食,又怎么办呢?这个你不用担心,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,权利可以不享受,义务绝对跑不掉。

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,山里产蘑菇,你就交蘑菇,山里产木材,你就交木材,田里要种苹果,你就交苹果,要种棉花,你就交棉花,收起来放仓库,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。

个把“刁民”可能会问: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,你又没冰箱,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?

嘿嘿,放心,朝廷有办法,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?跑不了你小子。

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,苦巴巴地熬日子。

实事求是地讲,在中国历史上,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,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,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,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,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(百分之五),或是十比一(百分之十),能收到五比一(百分之二十),就算是重税了。

从这个数字看,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,还是能够过下去的。

不过很可惜,仅仅是理论上。

说起来是那么回事,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。

因为在实际执行中,各级官吏很快发现,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:比如你交苹果,他可以挑三拣四,拿起一个,说这个个头小,算半个,那个有虫眼,不能算。你交棉花,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,抵一半,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。

这还是轻的,最大的麻烦是徭役。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,县太爷赖不掉,徭役可就不好说了,修河堤、给驿站当差、整修道路,这都是徭役,完成了任务,就算完成了徭役。

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?——县太爷。

[1107]

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,遇到良心好的,还能照实记载,遇到不地道的,就要捞点好处,你要没钱,他就大笔一挥——没干,有意见?这事我说了算,说你没干就没干,你能咋地?

事实证明,在当时,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,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,是不值得信任的,有漏洞不钻,有钱不捞,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。总之是一句话,玩你没商量。

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,朝廷没有好处,全被地方包干了。

此外,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,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,且林林总总,花样繁多,又不方便调用。

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,京城里吃不了,本地人又不缺,听说西北缺粮食,那就往那边运吧?一算,粮价还不够运输费。那就别折腾了,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。

更头疼的是,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,除了粮食,还有各种土特产,中药药材等等,却没有多少银两,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,还要仓管费,遇上打仗,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,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。

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,想了个馊主意,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,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,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,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,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,国家现金不够,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,剩下的用棉花抵,不过你放心,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,如果等价交换,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。

奶奶的,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,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?老婆孩子吃什么?

必须说明,这绝对不是搞笑,自朱元璋以来,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,有时是粮食,有时是药材,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(胡乱印刷的不值钱),早上领工资,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,也绝不在少数。

国家吃了亏,百姓受了苦,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。

于是张居正决定,改变这一局面,他吸取地方经验,推出了一条鞭法。

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,但最主要的,是颁布统一规定,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,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,统一改收钱。

[1108]

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,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。

因为从此以后,不管是田赋、徭役还是人头税,都有了统一的标准,不是当官的说了算,交上来真金白银,有就是有,没有就是没有,不再任由官员忽悠。

当然了,根据官员必贪定律,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,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、水果、药材、丝绸,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,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,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,适当照顾照顾,从中捞一笔,似乎也是很正常的。

于是皆大欢喜,朝廷拿到的,是白花花的银子,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,贪也好,抢也好,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,至少日子好过点。官员们好处少了,但也还过得不错,就这么着了。

所以事实证明,越复杂的政策,空子就越多,越难以执行,王安石就大体如此,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,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,正如那句老话所说:

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,那是能耐。

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,并长期使用,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,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,将人头税归入田赋,才算化三为二(实际上一点都没减,换了个说法而已),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,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,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,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。

社会主义好,这是个实在话。

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,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。

万历元年(1573),张居正上书皇帝,当然了,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,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,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:

“月有考,岁有稽,使声必中实,事可责成。”

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,而它的名字,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——考成。

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——考成法。

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,那很正常,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,那就不正常了,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。

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,但他很清楚,制度是次要的,执行是主要的,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,辛勤工作,那是天方夜谭。

所以经过反复思索,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。

[1109]

张居正的办法,就是记账。比如一个知府,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,抄录成册,自己留一份,张居正那里留一份,到了年底一对,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,那就恭喜你了,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。

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,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,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。

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,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,如不照办,一概都照章处理。

按照以往规律,新官上任三把火,雄心勃勃一回,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,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,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,可他们把牙咬碎,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。

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,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,比如万历三年(1576),有人反映,赋税实在太难收,你说收十万就十万,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?

事实证明,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,很快,他就颁布规定,从今以后地方赋税,只要收到一定数量,就算没收全,也可以不处分。

但指标下来了,大家都高兴不起来,因为这个“一定数量”是九成。

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,我能收到九成,还用叫苦吗?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,收不收得到,那是你的事,处不处分你,那是我的事。

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,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,运气实在不好,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,更可笑的是,其中有位仁兄,赋税收到了八成八,还是被咔嚓一刀,全部集体降级。

于是从此以后,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,兢兢业业,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,那就菩萨保佑了,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。

当然了,考成法能够实施,那还要靠张居正,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,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,贪污伎俩,他都清清楚楚,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,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。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,谁敢跟他玩花样。

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,但并非全部内容,因为事实上,张居正相当狡猾,在那封信中,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,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,这句话很不起眼,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

这事留到后面讲,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。

[1110]

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,官员们勤勤恳恳,努力工作,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,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,又开始爬坡了。

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,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——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。

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,虽说他只是个总兵,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,但大家心里都清楚,这个人的后台太硬,哪怕是兵部尚书,每次到蓟州视察,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。

而事实也是如此,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,下属不听话了,换!副手不听话了,换!上司不听话了,换!

这么一搞,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,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,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,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,他都要亲自作陪,请吃请喝请娱乐,完事还要送土特产,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,如此猛料的人物,谁惹?

在戚继光之前,十七年间,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,平均任期1.7年,没办法,这个鬼地方,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,守这里不是被打跑,就是被打死,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,实在没法呆。

但戚继光就不同了,他到这里之后,只打过几个小仗,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,竟然没人敢来。

究其原因,还是他守得太好,刚到边界不久,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,把城墙连成一片,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,此外,他还大力发展火器,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。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,好歹还用个鸳鸯阵,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,蒙古骑兵每次来,还没等挨着城墙,就被一阵乱枪扫射,等你在城外跑累了,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,这么个折腾法,蒙古人实在受不了,长此以往,大家就都不来了。

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,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,希望有条生路。

可惜的是,镇守辽东的,恰恰是李成梁,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,他所管辖的地方,既不修城墙,也不搞火器,防务看似十分松懈,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,想抢一把,可是事实告诉他们,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,却擅长扔砖头。

他之所以不守,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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