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的那些事儿(1276-129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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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276]

当兵的也没白干,为表彰群众,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,作为对士兵的封赏,当然,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,一层扒一层,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,能分到多少,那就不好说了。但无论如何,也算够意思了。

虽然在七年之中,曾有过无数的曲折,遇上许多的困难,付出了相当的代价,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因为打赢了。

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,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,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,就是胜利,或失败。

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,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

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,十分清楚,但有趣的是,几百年后,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,却十分之不清楚。

具体说来是这样的:日本的史料表示,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,虽然未必光彩(这一点,他们是承认的)。

朝鲜(韩国)的史料则认为,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,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(无奈,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),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,当然是有的,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。

而明朝方面……,基本没什么动静。

现象是奇怪的,但原因是简单的,因为在明朝看来,这场战争,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。

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,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,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,即使在明代,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,史料也不算多,除了《万历三大征考》还算是马马虎虎外,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

说起来,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,什么事都有,什么人都出,就规模而言,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,打了七年,从头到尾,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,直到最后一年,才勉强增兵至八万,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,架势并不算大。

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,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,十几万人拉到朝鲜,死光了再填,打到后来,国内农民不够,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,实在是顶不住了。

朝鲜更不用说,被打得束手无策,奄奄一息,差点被人给灭了,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,苦难深重,自然印象深刻。

相比而言,日本是拼了老命,朝鲜是差点没命,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,派几万人出国,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,就把日本办挺了,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(估计日本也没钱给)。

什么叫强大?这就叫强大。

[1277]

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,明朝还调兵十余万,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,在万历同志看来,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(土司),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

基于以上理由,在宣传方面,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,在日本,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,所谓“虎加藤”、“鬼石曼子”一波接一波的吹,从没消停过。

朝鲜方面,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,死后被封公爵,几百年下来,能加的荣誉都加了,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
至于明朝,对相关人员的处理,大致是这样的:

战后,刘綎、陈璘任职都督同知(从一品),算是升了半级。当然,也不是白升的,几个月后,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,因为在那里,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。

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,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(从二品),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,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。

仅此而已。

但和李如松比起来,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。这位仁兄智勇双全、能征善战,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,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。

可这位盖世英雄,死后不但没人捧,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。

说到底,都是言官惹的祸。

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,言官可以任意发言,批评皇帝,弹劾大臣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民主。

可是民主过了头,就有问题了,发展到万历年间,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,坏人要骂,好人也要骂,不干事的要骂,干事的也要骂,且职位越高,权力越大,骂得就越响。

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,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,权大势大,是最好的目标,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,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,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,说什么的都有。

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,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,功勋卓著,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。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,不但攻击他本人,连他的战绩也要骂,说平壤战役是小胜,日军死伤极少,碧蹄馆之战是大败,明军死伤极多。

这还不算,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,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。

[1278]

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,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(一共也就四、五万人),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(死伤不多,就是要逃)。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,明明和日军勾结,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。

这人不但无耻,还很无聊,弹劾一封接着一封,闹到最后,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,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。

然而,从根本上讲,封赏过少,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,更不是万历,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,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,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,封赏就这么少,弹劾就这么多,大家都习惯了。

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,却很真实:

对明朝而言,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。

既然不是什么大事,自然就没人管,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,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,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,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,于是,对这场战争的评价,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:争议、误解、谜团。

然而无论大小,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:

四百多年前,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,远赴他乡,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,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,他们中的许多人,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

所以我认为,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,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,有这样一群人,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,英勇奋战,毫无畏惧。

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,无畏的勇气,以及无私的牺牲。

万历二十七年(1599)四月,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,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。

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,明神宗下旨,当众宣读大明诏书,通传天下,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。

这是一封诏书,也是一个预言,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,有这样一句话:

义武奋扬,跳梁者,虽强必戮!

绝顶的官僚

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,可谓是内忧不止,外患不断,他祖上留传下来的,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,而蒙古、宁夏、朝鲜、四川,不是叛乱就是入侵,中间连口气都不喘,军费激增,国库难支。

可是二十年了,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,所有的困难,他都安然度过。

因为前十年,他有张居正,后十年,他有申时行。

[1279]

 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,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十年里,政治得以整顿,经济得到恢复,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。

 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,结果就大不相同了,以张居正的实力,只能排第三。

 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

  从根本上讲,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,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,先装孙子再当爷爷,半斤对八两。但问题在于,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,混出来后就要干事,要实现当年的抱负。

 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,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,能干就干,不能干就混。

  所以说,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,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。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,政治家要能干,官僚要能混。

 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,且老奸巨滑,工于心计,一路做到首辅,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,死后被抄全家,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,所以只能排第三。

  明代三百年中,在这行里,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,混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,当属张居正的老师,徐阶。

 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,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(庶吉士),骂过首辅(张璁),发配地方挂职(延平推官),好不容易回来,靠山又没了(夏言),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,无怨无悔,看准时机,一锤定音,搞定(严嵩)。

  上台之后,打击有威胁的人(高拱),提拔有希望的人(张居正),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,事情都安排好了,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,活到了八十一岁,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,如此人精,排第一是众望所归。

  而排第二的,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:申时行。

 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,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,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,但事实上,在官僚这行里,他是一位身负绝学,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。

  无人知晓,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

 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,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,具体点讲,是身世不清,父母姓甚名谁,家族何地,史料上一点儿没有,据说连户口都缺,基本属于黑户。

[1280]

 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,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,讲了啥,他都要记下来,比如他留下的《召对录》,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

  此外,他也喜欢写文章,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

 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,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,对于自己的身世,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。

 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,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,于是,我查了这件事。

  遗憾的是,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,也翻了很多资料,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。

  确凿的定论没有,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,而在我看来,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。

  据说(注意前提)嘉靖十四年时,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,遇上了一位女子,两人一见钟情,便住在了一起。

  过了一段时间,女方怀孕了,并把孩子生了下来,这个孩子,就是后来的申时行。

  可是在当时,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,因为申先生有老婆。

  当然了,在那万恶的旧社会,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,以申先生的家产,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,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——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,确切地说,是一个尼姑。

  所以,在百般无奈之下,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。

  爹娘都没见过,就被别人领养,这么个身世,确实比较不幸。

 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,这个别人,倒也并非普通人,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。他很喜欢这个孩子,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徐时行。

 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,但在苏州干过知府,只要不是海瑞,一般都不会穷。

 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,从小就不缺钱花,丰衣足食,家教良好。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、天资聪慧,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,人生对他而言,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。

 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。

  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徐时行二十八岁,即将上京参加会试,开始他一生的传奇。

 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,徐尚珍找到了他,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:

  其实,你不是我的儿子。

 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,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,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。

 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。

[1281]

按照现在的经验,但凡考试之前,即使平日怒目相向,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,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,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,实在让人费解。

然而我理解了。

就从现在开始吧,因为在你的前方,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,到那时,你唯一能依靠的人,只有你自己。

这是一个父亲,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。

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。我相信,他应该也是明白的,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,他是状元。

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,真相已明,恩情犹在,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,希望能够归入徐家。

辛苦养育二十多年,而今状元及第,衣锦还乡,再认父母,收获的时候到了。

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,希望他回归本家,认祖归宗。

很明显,在这位父亲的心中,只有付出,没有收获。

无奈之下,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,回到了申家。

天上终于掉馅饼了,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。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,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,敲锣打鼓,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。

从此,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。

曲折的身世,幸福的童年,从他的养父身上,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,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:

做人,要厚道。

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,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。

在明代,只要进了翰林院,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,几年之后,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,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,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、郎中,就算点背,派到了地方,官也升得极快,十几年下来,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。

有鉴于此,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。申时行的同学里,但凡机灵点的,都已经找到了后台,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。

申时行是状元,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,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,谁拉都不去,每天埋头读书,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。同学们一致公认,申时行同志很老实,而从某个角度讲,所谓老实,就是傻。

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,老实人终究不吃亏。

[1282]

要知道,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,先是徐阶斗严嵩,过几年,高拱上来斗徐阶,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,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。今天是七品言官,明天升五品郎中,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,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,世事无常,跟着谁都不靠谱,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。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,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,先当修撰,再当左庶子。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,还主持过几次讲学(经筵),教过一个学生,叫做朱翊钧,又称万历。

俗语有云,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。一晃十年过去,经过无数清洗,到万历元年,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,冲在前面的,基本上都废了。

就在此时,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,对他说,跟着我走。

这一次,申时行不再沉默,他同意了。

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。

申时行很老实,但不傻。这十年里,他一直在观察,观察最强大的势力,最稳当的后台,现在,他终于等到了。

此后他跟随张居正,一路高歌猛进,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,万历五年(1577),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,一年后,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

万历六年(1578),张居正的爹死了,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,但也得回家埋老爹。为保证大权在握,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,任东阁大学士。

历经十几年的苦熬,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。

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,他才发现,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——凑数。

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,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,脾气也大,平时飞扬跋扈,是不折不扣的猛人。

一般说来,在猛人的身边,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当敌人,要么当仆人。

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,他很明白,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,只喜欢一种人——听话的人。

申时行够意思,张居正也不含糊,三年之内,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,少傅兼太子太傅(从一品)。

但在此时的内阁里,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,张居正且不说,他前头还有张四维、马自强、吕调阳,一个个排过去,才能轮到他。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,依然是遥不可及。

申时行倒也无所谓,他已经等了二十年,不在乎再等十年。

[1283]
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,不用等十年,一年都不用。

万历十年(1582)张居正死了。

树倒猢狲散。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,开始反攻倒算,重新洗牌,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,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。

在这关键时刻,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“混功”。

作为内阁大学士,大家弹劾张居正,他不说话;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,他不说话;抄张居正的家,他也不说话。

但不说话,不等于不管。

申时行是讲义气的,抄家抄出人命后,他立即上书,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。还分了一套房子,十倾地,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。

此后,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,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。

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,偏偏拿他没办法。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,左右逢源,任何把柄都抓不到。

但既然已接任首辅,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,在张四维看来,他有很多时间。

然而事与愿违,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,就得到了一个消息——他的父亲死了。

死了爹,就得丁忧回家,张四维不愿意。当然,不走倒也可以,夺情就行,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,且不想被人骂死,张四维毅然决定,回家蹲守。

三年后,又是一条好汉。

此时,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,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,等张四维回来。

一晃两年半过去了,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,胜利出关,却突然病倒了。病了还不算,两个月后,竟然病死了。

上级都死光了,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,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,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,走上了首辅的高位。

一个新的时代,将在他的手中开始。

取胜之道

就工作能力而言,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,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,但在他的时代,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。

因为要当牛人,其实不难,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,你就是最牛的牛人。

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,给胡适鞠过躬,哪怕就是个半吊子,啥都不精,只要等有学问、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,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。

[1284]

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,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: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,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;其次,他很会做人,平时人缘也好,许多大臣都拥戴他;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,当上了大领导,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
不过,只是似乎而已。

所谓朝廷,就是江湖。即使身居高位,扫平天下,也绝不会缺少对手。因为在这个地方,什么都会缺,就是不缺敌人。

张四维死了,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,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而这个敌人,是万历一手造就的。

张居正死后,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。没人敢管他,也没人能管他,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。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。

但在此之前,他还必须做一件事。

按照传统,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,必须把他彻底搞臭,消除其一切影响,才算是善莫大焉。

于是,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。

张居正在世的时候,吃亏最大的是言官。不是罢官,就是打屁股,日子很不好过,现在时移势易,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。

万历十二年(1584)三月,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,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,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。

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,因为张嗣修中第,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,而张居正死后,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。都折腾到这份上了,还要追究考试问题,是典型的没事找事。

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,事实上,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。

丁此吕虽说没事干,却并非没脑子,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,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,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,

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: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,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。

也就是说,打击张嗣修,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,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,把他拉下水,一箭双雕,十分狠毒。

血雨腥风就此而起。

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,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,说考卷都是密封的,只有编号,没有姓名,根本无法舞弊。

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,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,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。

[1285]

明代的言官中,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,但大多数情况下,都是团伙作案。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,总有一拨言官。

丁此吕失败了,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,合计三双。

这三个人的名字,分别是李值、江东之,羊可立。在我看来,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“骂仗铁三角”。

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,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,还很铁。

李、江、羊三人,都是万历五年(1577)的进士。原本倒也不熟,自从当了御史后,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(骂人)走到了一起,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。

之所以说新一代,是因为在他们之前,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,即大名鼎鼎的刘台、赵用贤、吴中行。这三位仁兄,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,十分凑巧的是,他们都是隆庆(1571)五年的进士,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。

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,大家都捧张居正,他们偏骂,这叫义愤。后来的三位,大家都不骂了,他们还骂,这叫投机。

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,李植就冲了上去,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。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,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,贬低言官。

话音没落,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,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,舆论顿时沸沸扬扬。

对于这些举动,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:丁此吕已经滚蛋了,你们去闹吧,还能咋地?

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几天以后,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,命令丁此吕留任,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(负责出考题)的职务。

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。

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,对于张居正,万历的感觉不是恨,而是痛恨。这位曾经的张老师,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,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。

支持张居正的,他就反对,反对张居正的,他就支持!无论何人、何时、何种动机。

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,上次赶走丁此吕,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,现在面子都给过了,该怎么来,咱还怎么来。

申时行明白,大祸就要临头了:今天解决出考题的,明天收拾监考的,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。

[1286]

情况十分紧急,但在这关键时刻,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,他并不发文反驳,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,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。

几天之后,他终于上疏,却并非辨论文书,而是辞职信。

就在同一天,内阁大学士许国、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,希望回家种田。

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,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璘、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,挽留申时行。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,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,把张居正整顿到底,但为维护安定团结,拉人干活,只得再次发出谕令,挽留申时行等人,不接受辞职。

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,首先是安慰申时行,说这事我也不谈了,你也别走了,老实干活吧。

此外,是告诉江、羊、李三人,这事你们干得不错,深得我心(否则早就打屁股了),但到此为止,以后再说。

事情就此告一段落,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,这一切,只不过是热身运动。

问题的根源,在于“铁三角”。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,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: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,李植任太仆寺少卿,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。

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,算是助理弼马温,正四品。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,是个肥差,正五品。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,是机要部门,从五品。

换句话说,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,却并不大,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:给你们安排好工作,小事来帮忙,大事别掺和。

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,没明白其中的含义,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。虽然职务不高,权力不大,却都很有追求,可谓是手攥两块钱,心怀五百万,欢欣鼓舞之余,准备接着干。

而这一次,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,打算捏软柿子,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——潘季驯。

可怜潘季驯同志,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。说到底,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,高拱在时,他干,张居正在时,他也干,是个标准的老好人,无非是看不过去,说了几句公道话,就成了打击对象。

话虽如此,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,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,还干着司法部部长(刑部尚书),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。

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,就彻底终结了他。

[1287]

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,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,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。只说了两件事——张居正当政时,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,经常走动,张居正死后抄家,他曾几次上书说情。

这就够了。

申时行的亲信,不要紧;个人问题,不要紧;张居正的同伙,就要命了。

没过多久,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,从部长一踩到底,回家当了老百姓。

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,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。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,为潘季驯求情,却被万历驳回,还罚了一年工资。

有皇帝撑腰,“铁三角”越发肆无忌惮,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,而且下手也特别狠,明的暗的都来。先是写匿名信,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,准备修理李植、江东之。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,不断发起挑衅。

部长垮台,首辅被整,闹到这个份上,已经是人人自危,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。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,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,站出来大吼一声:

“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,才肯干休吗(尽行罢斥而后已乎)?!”

然而让人费解的是,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,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。

面对漫天阴云,申时行十分之镇定,既不吵,也不闹,怡然自得。

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,那可就了不得了。以这位仁兄的脾气,免不了先回骂两句,然后亲自上阵,罢官、打屁股,搞批判,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。刘台、赵用贤等人,就是先进典型。

就能力与天赋而言,申时行不如张居正,但在这方面,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。

申首辅很清楚,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。而像刘台、江东之这类人,除了嘴皮子利索,口水旺盛外,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。和他们去较真,那是要倒霉的,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,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,战胜敌人。

所以在他看来,李植、江东之这类人,不过是跳梁小丑,并无致命威胁,无须等待多久,他们就将露出破绽。

所谓宽宏大量,胸怀宽广之外,只因对手档次太低。

[1288]

然而“铁三角”似乎没有这个觉悟,万历十三年(1585)八月,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。

事情是这样的,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,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,本打算打地基,结果挖出了石头。

在今天看来,这实在不算个事,把石头弄走就行了。可在当时,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。

皇帝的陵寝,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,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,也得躺得舒坦,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,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,是何居心?

罪名有了,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,要把他拉下水,必须要接着想办法。

经过一番打探,办法找到了: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,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,还是同乡。很明显,他选择这块破地,给皇上找麻烦,是有企图的,是用心不良的,是受到指使的。

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,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。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,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,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,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,并借此控制朝局,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

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,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。

几天之后,三人同时上疏,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,申时行玩忽职守,任用私人,言辞十分激烈。

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,申时行却毫不慌张,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,因为他知道,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。

一天之后,万历下文回复:

“阁臣(指申时行)是辅佐政务的,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(岂责以堪舆)!?”

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,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,以观后效。

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,他们抓破脑袋,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归根结底,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。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,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,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,是万历。

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,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,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。

不过还好,毕竟算是皇帝的人,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,励精图治,改日再整。

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,背后却又挨了一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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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之前,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,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,反复讨论,最终拍板——王锡爵。

这位王先生,之前也曾出过场。张居正夺情的时候,上门逼宫,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,是张居正的死对头,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,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。

看上去是那么回事,可惜有两点,他们不知道:其一,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,他不喜欢张居正,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。

其二,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,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,会试,他考第一,申时行考第二,殿试,他考第二,申时行第一。

没有调查研究,就没有发言权——毛泽东

基于以上两点,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,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。

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,全称为《因事抗言求去疏》,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:

老师不能管教学生,就该走人(当去)!

这下子全完了,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,但毕竟咬人在行,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,该怎么养还怎么样。

可这仨太不争气,得罪了内阁、得罪了同僚,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,再这么闹腾,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,于是他下令,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各降三级,发配外地。

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,不动声色之间,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和稀泥的艺术

对申时行而言,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,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,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,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。

混是一种生活技巧,除个别二杆子外,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。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,人类发展,该混就混,该干就干,只混不干的,叫做混混。

申时行不是混混,混只是他的手段,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
一般说来,新官上任,总要烧三把火,搞点政绩,大干特干,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,就会惊奇地发现,他的大干,就是不干。他的作为,就是不作为。

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,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
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,因为在很多人看来,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,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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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,因为这样干,是正确的。

考成法,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,工作指标层层落实,完不成轻则罢官,重则坐牢,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。

在很长时间里,这种明代的打考勤,发挥了极大效用,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,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
但张先生并不知道,这种考成法,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
比如朝廷规定,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,分配到浙江,是三十万,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(正五品),由其监督执行。

浙江司接到命令,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,限期收齐。

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,立马召集各级知府,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,限期收齐。

知县大人虽然官小,也不会自己动手,回衙门召集衙役,限期收齐。

最后干活的,就是衙役,他们就没办法了,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
明朝成立以来,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,就管理学而言,还算比较合理,搞了两百多年,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
考成法一出来,事情就麻烦了。

原先中央下达命令,地方执行,就算执行不了,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,灾荒大,刁民多,今年收不齐,不要紧,政策灵活掌握,明年努力,接着好好干。

考成法执行后,就不行了,给多少任务,你就得完成多少,短斤少两自己补上,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
这下就要了命了,衙役收不齐,连累知县,知县收不齐,连累知府,知府又连累布政使,一层层追究责任,大家同坐一条船,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
与其自下而上垮台,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,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,不问理由,不问借口,必须完成任务。

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,布政使压知府,知府压知县,知县压衙役,衙役……,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,上级压下级,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,也还能对付过去,要遇上个灾荒,那就惨了,衙役还是照样上门,说家里遭灾,他点头,说家里死人,他还点头,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,全家死绝也罢,收不上来官就没了,你说我收不收?

以上还算例行公事,到后来,事情越发恶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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